第六十一章 有人在门外站了一夜
第六十一章 有人在门外站了一夜 (第1/3页)
李烈第一次给梁博打电话，是第一天。
关机。
第二天再打，还是关机。他以为那个年轻人又跑到哪个场子去了，就把这事搁下，继续改台架上的数据。
第三天傍晚，一个老同学的电话打进来。那人在律协做事，跟公检法都有来往，话说得很委婉：“老李，你那个学生，是不是叫梁博？他出事了，前些日子被带走了。非法改装，还有跑地下比赛。“
李烈“嗯“了一声，说了句“知道了“，把电话挂了。
他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。窗外的天已经黑了，楼下那排路灯亮着，把研究院院子里的树照成一团一团的影子。
然后他拉开抽屉，从最里面的夹层里摸出一个信封。
信封是黄的，普通的牛皮纸，上面写着三个字：梁博收。信封没有封口，里面那两张纸被他折了三折，折痕已经发软。
这封信是十二月写的。
写的时候他想得很清楚：把他在饭局上听到的那几个字写下来，把自己这几年攒下的两个人脉写上，再写一句“你要是还愿意来研究院的台架上做事，我给你留个位子“。他写了两个钟头，改了三遍，写完把信折好，放进抽屉。
他没有寄。
原因说出来不好听：那阵子他给梁博打电话，对方三个星期没接过一次；有一回终于通了，是在半夜，那头很吵，有人在喊“再来一场“。他挂了电话，把信又放回抽屉。
他心里有一句话是留给自己的：等他什么时候主动来找我，我就把信给他。
现在信还在这里，人进了看守所。
李烈把信放在桌上，戴上眼镜又看了一遍，然后折回三折，塞进外套内袋。
他在办公室坐到很晚，顺手把桌上那台老式磁带机打开了。带子是十几年前录的，一个女人的声音慢慢唱，唱词他听不懂——粤语老歌。他年轻时在广东做课题，宿舍楼下的录音机天天放这一种，一放就是一个夏天。
他不换带子。唱到某一处，磁带会轻响一声，他就知道又过了半个钟头。
去城郊的车要坐一个半小时。
车过了一片又一片工地和仓库，窗玻璃上的灯一盏一盏滑过去。他教了三十年书，带过的学生没有一百也有八十，有出息的都在正经地方：有的进了动力所，有的去合资厂做标定，有的自己开了公司，过年还会给他发一条短信。他偶尔会想起那些名字。可这几年，他心里最放不下的，偏偏是那个没念完书、拎着一个塑料袋走出研究院的年轻人。
他一直觉得那双手可惜。
“可惜“这两个字，他从来没对梁博说过。
他这辈子信一件事：一个人的手，决定他是谁。
第一次见梁博，是在研究院的旧发动机台架上。那年冬天，那个年轻人蹲在一台报废了十几年的机器旁边，一边听他出题，一边用手指去量气门挺杆的间隙；量完抬起头说：“老师，这个凸轮轴换过。“眼睛亮得像刚擦过的零件。从那天起他就认定了：这双手该放在正经的地方——放在台架上、放在实验室里、放在能把发动机做好的地方。
这些年他看着那双手往下走。他劝过，劝得很轻；后来他连劝都不劝了，只在饭桌上说一句“别的不该你碰的，就别碰“。
现在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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