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十一章 有人在门外站了一夜
第六十一章 有人在门外站了一夜 (第3/3页)
过一个念头：打给梁博。他掏出手机，又放回去——那时候梁博已经三个星期没接电话了。他想，等他自己来找我吧。
这一等，等到了十二月。
十二月的广州，冷是那种走到骨头里的湿冷。门口那盏灯下有一块水泥台阶，他坐了一会儿，又站起来走；走了几百步，又回来坐下。他两次把那封信从内袋里摸出来，摸到信封的硬角，两次又放了回去。
信封上的字他写得很工整——那是他教了三十年书留下的习惯。可他现在连一个能收这封信的人都找不到。
夜里两点多，有一辆车从里面开出来，车灯扫过来，把他的影子拉长又缩短。他站起来，看着那扇门。门开了，车出去了，门又关上。他站了一会儿，坐回台阶上。
他开始想那个年轻人以前的样子。
想起他第一次上台架时穿的旧外套，袖口磨破了；想起他把那台旧引擎拆开之后，一个人蹲在地上看了半个钟头，起来的时候腿上全是油；想起有一次台架上的数据不对，梁博半夜跑来敲他办公室的门，说“老师，我觉得是进气的问题“；也想起后来有一次在研究院门口，梁博站在台阶下面，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子，说“老师，我不读了，我先去挣钱“。
他当时只问了一句：“你想清楚了吗？“
那年轻人说：“想清楚了。“
也是那一夜，他给自己想过一条路：请个律师。
他那个老同学在律协做事，要找一个做得细的刑事律师并不难。律师能会见，能替他问清罪名、问清扣了哪些东西，能替他争一争取保候审。钱他也出得起——这些年他没什么花销，存折上的钱够请好几个律师。
他甚至把老同学的号码翻出来，按到拨号那一页。
然后他停住了。
为什么停住，他后来自己想明白了一半：他怕的不是花钱，他怕的是那三个星期。他曾经有过一个机会，只要打一个电话，就能把“年底要动一动“那几个字送到梁博耳朵里；他没有打。现在他要是花一笔钱，做一件谁都看得见的“好事“，那他这辈子最难过的那一关，就被他自己绕过去了——他会变成一个“出事以后尽力了的老师“，而不是一个“早就知道、却没开口的老师“。
他把老同学的号码记在了那个信封的背面，然后把手机放回口袋。
那个电话，他后来一直没有打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李烈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。腿有点僵。最后一辆车从旁边的路上过去，他没有再看那扇门。
他把内袋里的信按了按，让它贴得更实一点，然后顺着那条路往回走。走到路口，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：灰墙、大灯、告示牌，一切都还是昨晚那个样子。
他在这里站了一夜，什么也没做，什么也没留下。
他后来常想起这一夜。
在研究院的办公室里，他甚至把那封信从内袋里取出来，夹在了书架第二层——跟一排发动机手册摆在一起。每次他去拿手册，都会看到那个黄色的信封。
信封还是没封口。里面那两张纸，他改了三遍；写完之后，他没让第二个人看过，也没跟任何人提过一个字。
那两张纸上写了什么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。
包括那句他到最后也没能说出口的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