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章 坎坷的胜利（12）光明纪行
第九章 坎坷的胜利（12）光明纪行 (第2/3页)
腰背挺得笔直。有人问到装备差距，他摆摆手，说得诚恳：“武器不如人，这是实情，我不瞒你们。可打仗从来不只是比武器。“讲到敌后战况，他不看任何稿子，哪个分区、多少兵力、什么地形，张口就来，如数家珍。散会时，有美国记者请他签名留念，他签完，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字，憨厚一笑：“我的字，马马虎虎，当兵的手，莫见笑。“
另一位则是布林德昨晚见过的周先生，他和之前的领导们是完全不同的气质。眉目清俊，风度儒雅，中山装的领口扣得一丝不苟，一双手白皙修长。无论什么问题，装备、编制、敌后战况、战后走向，他接过来便答，条理清晰，数据确凿，不回避，不遮掩。偶有涉及敏感处，他也不绕弯子，先把来龙去脉摆清楚，再把己方的立场说透彻，末了淡淡一句：“这就是我们的事实和我们的态度，请诸位自己去判断。“那种坦荡里透出的底气，让布林德想起华盛顿的某些辩论，又分明觉得这里不一样——这里没有人怕问题，只怕问题没问透。
会上有个美国记者接着提问的空档，马上示意，故意问起皖南事变，会场空气一紧，周先生却坦然接过话头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，末了淡淡一句：“这笔账，中国人民记着。但我们更记着的，是抗日大局。“
两天的介绍会结束，观察组的笔记本记满了厚厚一摞。
晚上回到窑洞，布林德翻开自己的本子，把那几张速写下来的人物侧影又添了几笔——烟斗、长髯、烟斗明明灭灭的火光、拈着胡子的笑。他想，这哪里是一场场介绍会，分明是一群人把各自的胸膛剖开，请他看里面的东西。至于看懂了没有，就看各自的造化了。
介绍会结束后，观察组三批成员便按照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分配下来的任务，各自展开作业。军事方面仍由包瑞德牵头，整日抱着地图和兵力统计表；政治方面的工作则由谢伟思负责，他干脆在交际处支了一张桌子，访谈、记录、核实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布林德的工作相对简单：多听，多看，多观察。
他没有固定路线。有时跑去街市，蹲在卖瓜果的老乡摊前，连说带比划地聊天；有时走进边区政府的各个机关单位，看那些干部怎么办公、怎么接待群众；有时晃进学校，听年轻人琅琅的读书声。他接触过许多从敌占区、国统区辗转而来的中国优秀年轻人，有学者，有大学生，还有从海外归国、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华侨。每个人都像一本打开的书，让他每天接收的信息量大得惊人。而信息越多，他心里的那幅图景就越清晰。
透过这些耳闻目睹，他深入接触到最真实的延安。他看见物资匮乏到极点时，中共仍然清廉自守，总司令的伙食标准与普通战士无异；他看见决策不是一个人的独断，而是集体讨论、围绕人民利益反复掂量；他看见一个农民可以因为干部的劣迹直接走进政府去“告状“，而那个干部真的会受处分。他彻底理解了“延安精神“这四个字，那是这个政党从绝境中一点点创造出来的精神动力，其内涵与魅力，不身处其中，根本无法真切体会。
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能体会到杨希真说过的那句话：中共宣称“来自人民，属于人民，一切为人民“，绝不是虚言。中共各级党员大都是长期主义的实践者，他们想的不是明年的官位，而是十年、二十年后的中国。而这一切，同重庆那些只顾各自利益、争权夺利的国民党要员们，形成了触目惊心的鲜明对比。同样的政令，在延安是层层落实、雷厉风行；在重庆却常常是层层截留、不了了之。组织体系的结构与执行效率，高下立判。
更让他震动的是另一层领悟。
在深入了解到中共发展壮大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生死考验，从四一二的血雨、长征的雪山草地到皖南的刀光之后，他重新认识到：杨希真当年提出这边领导提出的国共应消除分歧合作抗日、待胜利后组建联合政府的倡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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